第二手記
在東北某處的一所中學，海岸近得幾乎就是海岸本身，那裡二十多棵有著黑色粗幹的山櫻在沙濱上排成一列，每逢新學期開始，山櫻便在蔚藍海色的映襯下綻放出燦爛的花朵，同時那黏稠的茶褐色嫩葉也一齊展開，待花期將盡，花瓣便大量飄落入海，隨波漂回岸邊，鋪滿沙灘，整片覆蓋著山櫻花瓣的沙灘就是學校的運動場——我在這所學校幾乎不曾用功，卻不知怎地通過了入學考試。校帽的帽徽和制服的鈕扣，都是山櫻的圖樣。
我家的一位遠親就住在這所中學旁邊，父親多少也因為這個緣故，才替我選了這所海與山櫻的學校。我被寄放在那家人那裡，學校就在旁邊，是個相當懶散的中學生，連早朝禮的鐘聲響起才急急忙忙奔去學校——即便如此，靠著一貫的道化，我在班上的人氣日益攀升。
雖是人生第一次的旅居，對我來說，他鄉卻遠比故鄉來得自在。原因是，我的道化至此已完全融入自我，不再像從前那樣費力去欺騙別人——這樣說固然也行，然而，故鄉與他鄉、家人與陌生人之間，難道沒有一道任何天才、甚至上帝之子都無法跨越的演技難度差別嗎？對演員而言，最難表演的舞台是故鄉的戲院，在六親相聚的一室之中——再偉大的演員也無法好好演出。然而我演出了。而且相當成功。如此一個陰謀家，踏入新天地，豈有不成功之理。
內心深處對人的恐懼絲毫未減，甚至有增無減，但演技卻真正地得心應手——在教室裡總讓同班同學捧腹大笑，老師們雖然嘴上說「這班如果沒有大庭就好了」，卻都掩口而笑。就連以雷鳴般怒吼著稱的軍訓教官，我也能輕而易舉地讓他哈哈大笑。
正當我開始感到鬆了一口氣，以為自己大概已將真實自我完全掩藏之時，我卻從背後受到了一記真正意外的突刺。一如從背後突刺者的慣常形象，是班上體格最弱小的一個學生，臉色蒼白浮腫，穿著袖長如聖德太子般的上衣——顯然是從父母那裡承接下來的舊衣——成績極差，體育課和軍訓都像個白痴似的永遠在旁邊見學。就連我，也沒想到有必要對這個學生抱持警戒。
那天體育課，這個學生（姓已忘記，只記得名叫竹一）——竹一一如往常在旁見學，我們其他人被命令練習單槓。我特地擺出一副最嚴肅的表情，大喊「嘿咻！」，縱身抓住單槓，隨即像跳遠般騰空飛出，砰地一聲落在沙地上。全部都是蓄意的失敗。果然，大家哄堂大笑，我苦笑著站起身，正在拍打褲子上的沙時，竹一不知從哪裡冒出來，從背後戳了我一下，低聲說：
「是故意的嘛。故意的嘛。」
我大為震驚。竹一看穿了我的蓄意失敗——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我感覺整個世界霎時化為眼前的地獄烈焰，拚命壓抑著想要尖叫發狂的衝動。
其後的日日夜夜，充滿了不安與恐懼。
表面上我仍一如往常地表演著悲傷的道化逗人發笑，但有時卻會不由自主地深深嘆氣，一想到竹一完全看透了我的所作所為，他遲早一定會到處傳開——冷汗便從額頭滲出，眼神如瘋子般四處張望。如果可以，我想要形影不離地守在竹一身邊，每時每刻盯著他，不讓他說出秘密。同時，在陪伴他的過程中，要盡一切努力讓他相信，我的道化並非「故意」而是真心，若有可能，成為他最親密的朋友——若是這些都做不到，我甚至動過念頭，除了祈求他死去別無他法。然而即便如此，我從未有殺他的念頭。我這一生中，多次希望被人殺死，卻從未想過殺人。我認為那是在為可怕的對手積德行善。
為了收服他，我先是裝出一副偽善的基督徒式微笑——那種「溫柔」誘導的笑容——頭朝左傾斜約三十度，輕輕地把手搭在他瘦小的肩膀上，用如同撫摸貓咪般甘甜誘導的聲音，屢次邀請他到我寄住的家裡玩，他卻每次只是茫然地盯著我，什麼話也不說。然而某天，大概是初夏的時節——白色的夏日陣雨正在下著，學生們不知如何回家而發愁，由於我的寄宿處就在附近，我正打算若無其事地離去，卻發現竹一一臉沮喪地站在鞋箱後頭。我說「來嘛，我借你傘」，拉著猶豫的竹一的手，兩人奔過雨中。到了家裡，我請房東太太烘乾我們的外衣，成功地把竹一引誘到二樓的房間裡。
這棟房子裡住著一位五十多歲的阿姨；一位身材高挑、戴眼鏡、看起來身體不好的三十多歲女兒（這個女人曾嫁出去後又回來，我照著這家人的習慣叫她「姐姐」）；以及一個叫做節子、似乎剛從女子學校畢業的小女兒，她與姐姐不同，個子嬌小、圓臉——就這三個人。樓下展示著一點文具和運動用品，但主要收入似乎來自亡夫留下建造的五六棟排屋的房租。
「耳朵好痛，」竹一仍站著說。
「剛才淋到雨，耳朵就開始痛了。」
一看，兩隻耳朵都嚴重化膿。膿快要從耳廓溢出來了。
「這可不得了。一定很痛吧，」我誇張地驚訝說道。
「對不起拉你出來淋雨。」
我用帶著女性語氣的說話方式「溫柔地」道歉，然後下樓拿了棉花和酒精上來，讓竹一把頭枕在我膝上，仔細地替他清理耳朵。竹一大概也沒察覺這不過是偽善的狡猾之舉，就在枕著我膝蓋的姿勢下說：
「你一定很受女孩子歡迎。」
這是一句愚蠢的奉承話。
然而多年後，我逐漸意識到，這大概是竹一自己也未意識到的、可怕的惡魔預言。「墜入愛河」和「讓人愛上」——這兩個詞語都帶著庸俗輕浮、某種自命不凡的感覺，無論多麼「嚴肅」的場合，只要這些詞語一出現，便感覺莊嚴的憂鬱神殿轟然崩塌，變得一片平淡——然而，若以「被愛之不安」這樣的書面語取代口語的「受歡迎」，憂鬱的神殿便不必然崩塌，這一點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竹一讓我替他清理耳朵的膿，說了那句關於受女孩子歡迎的愚蠢奉承話，我當時只是紅著臉笑了笑什麼也沒說——但心底確實有什麼隱隱共鳴。若說聽到「受歡迎」那個庸俗詞語及其所帶來的輕浮氣氛，便「有所共鳴」——那未免太愚蠢，連落語年輕師傅都說不出這種台詞，我當然也不是帶著那種輕浮自命不凡的心情說的。
對我而言，人類的女性遠比男性難以理解好幾倍。我家裡女性比男性多，親戚中也有許多女孩，還有「犯罪」的女傭——從小我可以說幾乎都是和女性玩耍長大的，然而與那些女性的相處，如同如履薄冰。我完全不知道她們的想法。我迷失在濃霧之中，有時一腳踩到虎尾，遭受可怕的打擊——而那種打擊，不像被男人用鞭子抽打，而是一種內出血式的非常不舒服的傷口，在內部腐爛，非常難以癒合。
女性會將你拉近然後推開；或者在人前冷淡輕視，卻在無人時緊緊擁抱；女性睡著時睡得像死人一般沉——或許女性活著就是為了睡覺；以及其他種種關於女性的觀察，我從小便已有所體會，她們對我而言是一種與男性截然不同的完全另類生物，而且這種難以理解、不可預測的生物，奇妙地對我大為關注。「被愛上」甚至「被喜歡」都似乎不盡恰當——「被呵護」這個說法或許更為準確。
女性在道化面前，比男性放鬆的程度更甚。我表演道化時，男性終究會停止笑聲，而且我也知道，對男性而言道化過了頭就會失敗，所以我總是留意在恰到好處時收手——但女性不懂得節制，沒完沒了地要求我的道化，我為了回應那無止盡的安可，精疲力竭。她們真的很會笑。一般而言，女性似乎比男性能夠在臉頰裡裝進更多的喜悅。
中學寄宿那家的大女兒和小女兒，每有空閒便會來到我的二樓房間，每次我都嚇得幾乎靈魂出竅，極度恐懼，卻微笑著說：
「在念書嗎？」
「沒有，」
笑著把書合上。
「今天在學校啊，地理老師那個叫做混棒的說……」
我半個字都不是真心的滑稽故事便接二連三地從嘴裡流出來。
「Yō-chan，你戴上這副眼鏡看看。」
某個傍晚，節子和姐姐來我房間玩，讓我表演了許久的道化之後，節子這麼說。
「為什麼？」
「就戴戴看嘛。借姐姐的眼鏡。」
她一如往常地用命令的口吻說。道化師乖乖地戴上了姐姐的眼鏡。頓時，兩位女士笑倒在地。
「簡直一模一樣。跟勞埃德一模一樣！」
那個時代，有個叫哈洛德·勞埃德的外國喜劇演員在日本很受歡迎。
我站起身，舉起一隻手：
「各位，」
我說，然後
「此番，致日本的各位粉絲……」
試著發表演講，讓她們笑得更厲害，此後，我便把那個城鎮戲院上映的每一部哈洛德·勞埃德電影都看遍，暗中研究他的表情。
還有一個秋天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書，姐姐像鳥一樣撲進房間，突然趴倒在我的被子上哭喊著：
「你會救我的，對吧，Yō-chan？對吧。我們兩個就這樣離開這個家吧。救救我。求求你救我。」
說著這些瘋狂的話，又哭了起來。但因為女性讓我看過這種態度的已不止一次，即使是姐姐那些極端的話語，也沒讓我特別驚訝——我反而感覺對其俗套空洞失去了興趣，默默地從被子裡鑽出來，把桌上的蘋果削了皮，遞給姐姐一片。姐姐邊啜泣邊吃著那片蘋果。
「沒有什麼有趣的書嗎？借我一本。」
我從書架上挑了漱石的《我是貓》遞給她。
「謝謝款待。」
姐姐不好意思地笑著離開了房間，不只姐姐——要去揣摩任何女性是以什麼樣的心情活著，對我來說，比想像蚯蚓的思想還要複雜、麻煩而詭異。只不過從童年的經驗中我知道，女性突然哭成那樣的時候，如果遞給她們甜食，她們就會吃了然後恢復好心情。
另外，小女兒節子甚至會帶她的朋友到我房間來，我一如往常地毫無偏頗地讓所有人笑，等朋友們一回去，節子就一定會說那個人的壞話。她每次必說「那個女生是壞孩子，要小心」。既然如此，就不要帶她來嘛——結果，我房間的客人幾乎清一色是女性。
然而這絕非竹一「受歡迎」的奉承預言之實現。我不過是東北的哈洛德·勞埃德。竹一那個愚蠢的預言作為可怕的預言復活、呈現出凶兆的形態，還要再過好幾年。
竹一還給了我另一個重要的禮物。
「這是妖怪的畫，」他說。
某天，竹一來二樓的房間玩，帶著一臉得意，拿給我看一張色彩鮮艷的插圖，這麼解釋道。
哦？我心想。那一瞬間，回顧往後的歲月，我感覺自己往後的路就此決定了。我知道。我知道不過就是梵谷著名的自畫像之一。在我們年少的時代，法國印象派畫家在日本風行一時，多數人對西洋畫的入門都落在那一帶，所以梵谷、高更、塞尚、雷諾瓦等畫家，即使是鄉下的中學生也能透過複製彩印認識。我自己也看過相當多梵谷的彩印複製，享受過筆觸的趣味、色彩的鮮艷——卻從來沒有想過那是「妖怪的畫」。
「那這個呢？」
我從書架上取出莫迪里亞尼的畫冊，給竹一看了那幅肌膚呈焦銅色的著名裸女。
「哇，」竹一睜大雙眼，流露出敬佩之情。
「像地獄的馬。」
「這也是妖怪的畫嗎？」
「我也想畫這樣的妖怪畫。」
如此畏懼人類，反而更加渴望以自己的眼睛直視遠比人類更恐怖的東西——真正的妖怪——那種心理；神經脆弱、容易被事物嚇到的人，反而更加祈禱暴風雨愈烈愈好——那種心理——啊，這些藝術家被叫做人類的妖怪所傷、所威脅，最終幻視成真，甚至在平凡的日常光景中清晰地看見妖怪，而且他們並不以道化加以掩飾，而是努力原汁原味地表現自己所見——他們大膽地畫下如竹一所說的「妖怪的畫」——這些，是我未來的同伴——我感動得激動落淚，心想：
「我也要畫。我也要畫妖怪的畫。我要畫地獄的馬。」
不知為何壓低了許多聲音，對竹一說了這番話。
從小學起，我就喜歡作畫，也喜歡看畫。但我畫的畫，在周遭人們的評價上，遠不如作文好。我從來就不相信人類的言語，所以作文對我而言不過是道化式的問候，從小學到中學都讓老師嘆為觀止，但我自己完全不覺有趣——唯獨在繪畫上（漫畫除外），我用樸拙的業餘方式，稍稍用心表現所見。學校美術課的模型素描令我厭倦，老師的畫也很笨拙，所以我只能全靠自己完全任意地嘗試各種表現方法。升上中學後，我備齊了一套油畫材料，卻在以印象派風格為筆法範本的摸索中，畫出了如同紙工藝般平板、毫無前途的作品。然而，竹一的話讓我意識到，自己迄今為止對繪畫的態度完全錯誤了。試圖將感到美好的事物以美好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多麼甜蜜、多麼愚蠢啊。大師們從無趣的事物中主觀地創造出美，或是即便感到作嘔，也絲毫不掩飾對醜陋事物的興趣，沉醉於表現的喜悅之中——總之，他們似乎根本不仰賴他人的評價。我從竹一那裡獲得了這本繪畫的初級啟蒙書，開始瞞著平常的女性訪客，一點一點地嘗試自畫像。
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竟然畫出如此陰鬱的作品。但我暗自肯定：這就是藏在我胸腔深處的真實自我，表面上我歡快地笑著逗人發笑，其實心裡帶著這般憂鬱的心——沒辦法。只是，那些畫我只給竹一看，不給任何人看。我害怕道化之下的陰鬱被看穿，讓別人突然以尖刻的眼光猜疑我，也擔心即使被看見，也不被當作我的真實自我，而是被視為新的道化把戲，成了笑料——那才是最痛苦的——所以我立刻把那些畫深藏進衣櫥裡。
學校美術課上，我也藏起「妖怪式的方法」，像以前一樣用那種平凡的筆觸作畫——把美麗的事物畫得美麗。
我一直對竹一毫不掩飾地展現自己那容易受傷的神經，而今也毫不猶豫地給他看那些自畫像，受到大大的稱讚，又畫了第二幅、第三幅妖怪畫，並且從竹一那裡獲得了另一個預言：
「你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畫家。」
受女孩子歡迎的預言，和成為了不起畫家的預言——這兩個預言被傻瓜竹一烙印在我的額頭上，然後我來到了東京。
我本想進美術學校，但父親老早就打算讓我進高校、最終進入官場，並曾如此告知，我連一句反駁都說不出口，就模模糊糊地跟著走。被說去考四年級的試，又因為對那所山櫻與海的學校已心生厭倦，沒有升入五年級便離開了，考上了東京某高校，隨即過起了宿舍生活——卻因其骯髒粗鄙而深感厭惡，又不在那種能夠表演道化的狀態，便請醫生開了肺浸潤的診斷書，從宿舍搬到父親在上野桜木町的別墅。我實在無法過集體生活。而「青春的意氣」或「年輕人的意志」這類話語，一聽到就令我不寒而慄——所謂的「高校精神」，我實在無從追隨。不管是教室還是宿舍，我都感覺像是畸形的慾望的垃圾場，我近乎完美的道化在那裡完全派不上用場。
父親每個月只在那棟房子住上一兩個星期，是議會休會期間的事，所以父親不在時，那棟相當寬敞的房子裡只有我和年邁的管理員夫婦。我經常翹課——卻對東京觀光毫無興趣（我似乎至今未看過明治神宮、楠公銅像和泉岳寺的四十七義士之墓）——整天待在家裡看書或作畫。父親來東京時，我就每天早上趕去學校——有時也去位於本鄉千駄木町的西洋畫家安田新太郎的私人畫塾，花三四個小時練習素描。一旦脫離了高校宿舍，即使去上學，我也對自己抱著一種模糊的贗品感，如同旁聽生的感覺——或許是我自己扭曲的意識——上學也愈來愈無聊。從小學、中學到高校，我始終無法理解熱愛學校是怎麼一回事。連校歌都從未嘗試著學會過。
最後，在畫塾我被一個繪畫的學生引進了酒、香菸、娼妓、典當鋪和左翼思想。奇特的組合，但確實是事實。
那個畫家學生叫做堀木正雄，生在東京的下町，比我大六歲，畢業於一所私立美術學校，家裡沒有工作室，便繼續在這個畫塾研習西洋畫。
「你能借我五塊錢嗎？」
我們只不過是剛認識彼此的臉，在那之前連一句話都沒交換過。我慌忙遞出五塊錢。
「好，去喝酒。我請客。真是好人。」
我不得不答應，被拉到畫塾附近蓬萊町的一家咖啡館，就成了我們友誼的開端。
「我一直在觀察你。你那種害羞的笑容——那是有前途的藝術家特有的表情。為了認識你，乾杯！阿絹，這個人帥嗎？不要迷上他啊。自從他開始來畫塾，我遺憾地成了第二帥。」
堀木有一張黝黑而端正的臉，在美術學生中不常見地穿著正式西裝，領帶趣味保守，頭髮用髮蠟梳成中分整齊貼平。
由於是陌生的地方，我只是非常害怕，不知道把手放哪裡，只會露出靦腆的笑——但喝了兩三杯啤酒後，感到一種奇妙的輕盈解放感。
「我本來想進美術學校，但是……」
「不行。那個地方不行。學校不行。我們的老師在自然中！對自然的炙情！」
但我對他說的話連一絲敬意也無。這傢伙是個蠢材，畫大概也很笨拙——但作為玩伴倒是不錯。換句話說，那一刻我所看到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的真正的東京二流子。形式雖然不同，但他也是完全脫離了人類行為而不知所措的人——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無疑是同類。而與我本質上的差異在於，他無意識地表演道化，對那種道化的悲哀完全渾然不覺。
雖然我始終輕視他，有時甚至為與他為伍而感到羞恥，卻最終在和他一起到處走動的過程中，輸給了這個男人。
起初，我卻把他完全當作一個好人、罕見的好人，即使是對人如此畏懼的我，也完全放下了戒心，以為找到了東京的好嚮導。事實上，光是一個人坐電車，我就覺得車掌很嚇人，想進歌舞伎座，卻被正廳入口那條鋪著深紅色地毯的樓梯兩側站著的引導員女生嚇到，在餐廳裡，默默站在我背後等待我碗盤見底的服務生也嚇人，結帳時尤其嚇人——啊，我那笨手笨腳的雙手，付錢購物時不是因為吝嗇，而是因為極度緊張、尷尬、焦慮和恐懼，眼前一片黑暗，幾近瘋狂，別說殺價，還忘了找零，有時甚至忘了拿買來的東西——所以我無法獨自在東京街頭行走，因此整天都只能在家裡打滾。
然而和堀木一起出門，把錢包交給他，堀木就會拚命殺價，展現出一種花小錢享大樂的才能，避開昂貴的計程車，適當地利用電車、公車、水上巴士，以最短路線到達目的地，從娼妓那裡出來的早晨，還會在某家特定的餐廳裡洗個澡，喝一杯清淡的早間酒配豆腐，用實際示範來說明這是以低廉的費用獲得奢侈感受的方法，同時也解釋說，廉價大排檔的牛丼和烤雞肉串在低廉的價格中是有營養的，保證沒有什麼比電氣白蘭地更快讓人醉的——總之，在費用方面，他從未讓我感到不安或恐懼過。
此外，與堀木交往最令人安心的是，堀木完全無視聽者的感受，全天候朝自己所謂熱情爆發的方向喋喋不休地說廢話——或許熱情就是無視對方的立場——完全不會出現那種在兩人並肩走到疲累時令人不快的沉默。本來是嘴重的我，為了擊退每次出現的那可怕的沉默，一直在拚命地到處表演道化，但現在這個傻瓜堀木無意識地自發地扮演著那個道化的角色，我只需偶爾回應一句、說個「真的嗎？」然後笑就行了。
酒、香菸、娼妓——我漸漸明白，這些全都是暫時緩解對人的恐懼的相當好的方法。我開始覺得，為了得到這些，就算賣光所有財產也不後悔。
在我看來，娼妓既不像人也不像女人——像是愚者或瘋者——反而在她們的懷抱裡，我能夠完全放鬆，睡上一個好覺。她們絲毫沒有任何欲望，令人憐憫。而在我身上嗅到某種同類的氣息，娼妓們總是以一種毫不令人難為情的程度，對我展現出自然的好意。沒有算計的好意，非強加於人的好意，對或許永遠不會再來的人的好意——有些夜晚，我甚至能在那些愚癡或瘋狂的娼妓身上看見聖母瑪利亞的光環。
然而，我去那裡是為了從對人的恐懼中逃脫、求得短暫一夜的安眠，在那些與我「同類」的娼妓中玩耍——不知不覺中，我似乎在無意間獲得了一種完全意料之外的「額外紅利」——某種惡劣的氛圍開始圍繞著我，這「紅利」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清晰地浮現，被堀木指出，我大為震驚，感到不舒服。用世俗的話說就是：透過娼妓，我在女性方面受到了訓練，最近有了驚人的長進，據說女性方面的訓練透過娼妓是最嚴格最有效的——我身上已沾染上了所謂「善於對待女性」的氣息，女性（不只是娼妓）本能地嗅到那種氣息而靠近——這種庸俗而不名譽的氛圍，就是我得到的「額外紅利」，而這似乎比我單純的安眠更為明顯。
堀木一半是恭維地說出這件事，但也有些讓我放心不下——例如，我想起收到一封出咖啡館女孩笨拙的信，桜木町家隔壁那位將軍家的二十歲左右的女兒，明明沒什麼事，卻每天早上在我出門上學的時間，臉上略施脂粉地出入她家的門；每次去吃牛肉，那裡的女服務生不等我說什麼就……；總是購買香菸的菸草鋪的女孩，從她手中接過的香菸盒裡……；去看歌舞伎，坐在隔壁的人……；晚上在市電上喝醉了睡著時……；以及意外收到故鄉一位表妹聽起來相當急迫的信……；還有某個不認識的女孩，趁我外出，留下了看起來像自製的布偶……。由於我凡事都極端被動，那些都沒有進一步發展——只是些碎片，沒有形成任何東西——但某種讓女性做夢的氛圍不知從何時起纏繞在我身上，這是無可否認的，絕非空洞的自誇。被堀木這種人指出，我感到一種苦澀的屈辱感，某種墮落的感覺，同時也突然對與娼妓廝混失去了興趣。
堀木也以他自命不凡的現代感（至今我想不出他有任何其他理由），某天帶我去了一個所謂共產主義讀書會（他們好像叫R.S.還是什麼的——記憶模糊），一個秘密的學習小組。對堀木而言，共產主義的秘密集會大概不過是「東京觀光」中的一個項目。我被介紹給「同志」們，被迫買了一本小冊子，從坐在上座的一個臉長得極醜的年輕人那裡聽了一堂馬克思經濟學的課。但對我而言，感覺像是早就明白的事。固然就像他們說的那樣——然而人心中有更難以理解、更恐怖的東西。可以稱之為欲望——但「欲望」這個詞又不夠準確；「虛榮心」也不夠準確；「色欲與貪欲」合在一起也還是不夠——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人類社會的底層，似乎有著比單純的經濟學更奇怪、更像鬼故事的東西，我對那些幽靈完全感到恐懼，所以水往低處流般地能夠自然而然地肯定所謂的唯物論，卻無法從中解放我對人的恐懼，讓我看見綠葉，感受希望的喜悅。儘管如此，我從未缺席那個R.S.（我記得是這麼叫的，但也許記錯了），覺得「同志」們以嚴肅的表情大費周章地研究「一加一等於二」這般基礎的理論，實在可笑，我便透過一貫的道化努力緩和集會的氣氛，或許因此，讀書會緊張的氣氛逐漸鬆弛，我顯然已被視為不可或缺的人氣人物。這些看似單純的人，或許把我視為和他們一樣單純、開朗的「同志」玩笑男——但若是如此，我從頭到尾都在欺騙他們。我不是同志。然而我不遺餘力地參加那些集會，為大家提供道化的服務。
因為我喜歡。因為那些人適合我。但並非必然因為馬克思而生的情感。
非法的事。對我來說，那有著隱約令人愉快的感覺。倒不如說，感覺自在。那個合法的世界，反而令我更加恐懼（其中感受到深不見底的力量），它的機器讓我難以理解——我實在無法坐在那個沒有窗戶、透著寒風的房間裡，即使外面是非法的大海，游泳其中最終溺斃，對我來說，也比那個合法的房間更容易接受。陰暗處的人——有這樣的說法。似乎是指人類社會中悲慘的、失敗的、放蕩的人們，但我一直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個陰暗處的人，每當遇到被指為陰暗處的人，我總是心裡變得柔和。而那種「柔和」，是連我自己都沉醉於其甘美的那種。
還有所謂「犯罪意識」這個詞語。我一生在這個人的世界裡為此所苦，它卻如同共患難的妻子、深愛的伴侶——只與它孤獨地玩耍，也是我人生的某種姿態。而所謂「腳脛帶血」——那道傷口彷彿與生俱來地出現在我的一條腳脛上，成長後非但未曾癒合，反而愈發加深，深及骨髓，每夜的苦痛歷遍各種地獄——然而（這是非常奇妙的說法）那道傷口漸漸比我自身的血肉更為親近，傷口的疼痛也感覺像是傷口活著的情感，甚至是愛的細語——對這樣的我而言，那個地下運動小組的氛圍，奇妙地令人感到平和、自在，它的質感而非其目的本身，更適合我。堀木的情況只是愚者的玩笑——他只帶我去了一次集會作為介紹，之後就再也不去了，說著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研究生產側的同時也視察消費側之類的蹩腳雙關語，總想只把我帶去那個消費側的視察。那個時代有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像堀木那樣出於自命不凡的現代感而自稱如此的人；以及像我這樣，單純被非法的氣息所吸引而安居其中的人。如果這些真實面目被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看穿，堀木和我都會被憤怒地驅逐出去，當場被宣告是卑鄙的叛徒。然而，我和堀木都沒有被驅逐，尤其是我，在那個非法的世界裡，甚至比在合法的紳士世界裡更自由、更可以說是「健康地」行動，漸漸地受到信任，被委以各種令人不安地機密的差事，被視為有前途的「同志」。而我從未拒絕那些差事，愉快地配合所有事，從未犯下被懷疑為「狗」（那是他們對警察的行話）或受到盤問的失誤，一邊笑著逗大家笑，一邊準確地執行著所謂「危險的」（那個運動中的人們極為緊張，像是了不起的大事，甚至模仿偵探小說般笨拙地設法謹慎行事，他們交代我做的事情，真正說起來是驚人地微不足道——然而他們卻對那些事情的危險性大費周章）任務。我當時的心情是，即使被逮捕為黨員，在獄中度過餘生，也無所謂。監獄，也比在對所謂「現實人生」的恐懼中、每夜在失眠的地獄裡呻吟要容易得多。
父親一個月只在桜木町別墅住上一兩個星期，即使我們住在同一棟房子裡，也可能三四天見不到面，儘管如此，我仍覺得父親令人窒息和恐懼，心想能不能找個地方租房住——卻無從開口——便從年邁的管理員那裡聽說，父親好像打算把這棟房子賣掉。
父親的議員任期即將屆滿，大概有種種原因，但他似乎不打算再次參選，在故鄉也已建好了退隱之所，似乎對東京也無所留戀——或許他認為，為了一個區區的高校生而維持一棟大宅和僕人是浪費（父親的心情，和其他人的感情一樣，我完全無從理解）——總之，那棟房子很快就易主了，我搬進了本鄉森川町一棟名為仙遊館的昏暗老式公寓的一個房間，立刻陷入了金錢困境。
在那之前，父親每個月給我固定的零用錢，即使兩三天就花光，家裡永遠有香菸、酒、乾酪、水果，書本、文具、衣物等必要之物也可以記帳在附近的店裡，請堀木吃蕎麥麵或天婦羅蓋飯時，如果是父親在附近常去的店，走出來什麼都不用說就行了。
如今突然一個人住在公寓，所有事情都要靠每月的匯款度日，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匯款兩三天也就花光了，我感到驚慌，越來越焦慮不安，交替向父親、向兄長和姊姊們發電報和寫詳細的求助信（那些信裡描述的情況，全都是道化式的捏造——我認為，向人求助時，最佳策略是先讓對方發笑），同時，在堀木的帶領下也開始規律地光顧典當鋪，即便如此仍總是手頭拮据。
歸根結底，我根本沒有能力「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人際關係的公寓裡。獨自坐在房間裡讓我感到非常恐懼，總感覺隨時有人會來攻擊我、打倒我，我便飛奔出門，幫忙做運動的工作，或者和堀木喝廉價的日本酒，放棄了學業和繪畫練習，高校二年級的十一月，與一個比我年長的已婚女性發生了殉情投水事件，我的處境完全改變了。
雖然我幾乎不去學校，功課也完全不念，但在考試答題上卻有一種奇怪的高效本能，不知怎地瞞過了故鄉的家人，一直撐到了那個時候——但到那時，學校似乎已祕密地向在故鄉的父親通報了我的缺課情況和其他事情，大哥以父親代理人的身分，開始用措辭嚴峻的長信寄給我。然而更迫切地折磨著我的是：金錢的缺乏，以及運動的工作已變得如此密集繁忙，再也無法三心二意地做下去。我成了本鄉、小石川、下谷、神田這一帶——我記得他們叫做中央地區——所有學校馬克思主義學生的行動小隊長。聽說「武裝暴動」，我買了一把小刀（回想起來，那是連削鉛筆都難的脆弱刀子），放在雨衣口袋裡，奔走進行所謂的「聯絡」。我想喝酒，想睡個好覺，卻沒有錢。而且來自P（我記得他們是這樣稱呼黨的，但也許記錯了）的指令不斷接連而來，喘不過氣。似乎馬上就要靠這副羸弱的身體撐不下去了。由於我當初只是因為對其非法性感到興趣才加入那個小組的，而且它竟然像是不可能的事成真一般，忙到令人不快，我對那些P的人開始壓抑不住一種急躁的情緒——這不是你們的事嗎，叫你們的直屬人員去做不就好了——於是我逃跑了。逃跑之後，自然良心不安，決定去死。
那時候，有三個女性對我表現出特別的感情。一個是我寄住的仙遊館公寓的老闆的女兒。每當我從運動的工作中精疲力竭地回來，沒吃飯就上床睡覺時，這個女孩總會拿著信紙和鋼筆到我的房間，說：
「對不起。樓下，我的弟弟妹妹很吵，沒辦法安靜地寫信。」
然後在我的書桌前寫上一個多小時的什麼。
我也可以就這樣假裝睡覺，但感覺到那個女孩有什麼想對我說的，我就像往常一樣以被動服務的精神——真的很不想說任何一個字，身體已精疲力竭——使出一個「唔」的氣力，趴著身子，點上一根菸，說：
「我聽說有個人拿女人的情書當柴火燒熱水澡呢。」
「哎呀，那不就是你嗎？」
「我有一次拿一封加熱了牛奶喝呢。」
「真榮幸——喝我的吧。」
我只想讓這個人快點回去——說是在寫信，但也太明顯了——她大概只是在寫平假名字母表。
「給我看，」
我鼓起渾身的意志說了這句根本不想看的話，她於是「不行啊不行啊」地說著，那喜悅的樣子如此不雅，頓時令我索然無味。所以我就想：給她個差事好了。
「不好意思，能不能去對面的藥局買點カルモチン？我實在太累反而發燒睡不著。抱歉。錢嘛……」
「沒關係，錢不用了。」
她高高興興地站起身。我非常清楚，給女人一個差事不但不會讓她掃興——反而女人在被男人委以重任時會很高興。
另一個是女子高師文學系的所謂「同志」。由於運動的工作需要每天與她見面，會議結束後她會一直跟在我後頭，沒完沒了地買各種東西請我。
「你就把我當成真正的大姐姐吧。」
我一聽就覺得做作，卻只能以憂愁的微笑回答：
「那我就仰賴了。」
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能惹她生氣，不管怎樣都要應付過去——我對這個又醜又令人不快的女性，愈來愈盡心服務，讓她買東西給我（總是趣味糟糕透頂，我通常立刻轉送給烤雞肉串店的老闆），同時裝出一副開心的樣子，說笑話讓她笑，某個夏天的夜晚，她死纏爛打就是不走，我在街頭暗處親吻了她，只為讓她回家，沒想到她毫不知羞地如痴如狂地興奮起來，叫了計程車，帶我去了一棟看起來像是為了運動而秘密租下的建築裡的一個狹窄的西洋式房間——真是好大姐，我心中暗自嗤笑。
公寓老闆的女兒和這個「同志」，都是不管怎樣每天都必須見面的人，所以不像以前那些女性那樣能夠巧妙地回避，我反而被這兩個人纏得無計可施，只能拚命維持她們的好心情。
就在那時，我也從一個銀座的咖啡館女孩那裡，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受到了一份親切，讓我煩惱和害怕不已，儘管我們只見過一次面。那個時候，我不再依靠堀木的帶領，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獨自乘坐電車、進入歌舞伎座、穿著棉藍色染花紋和服走進咖啡館，也有了一點膽量。即使如此，內心裡仍對人的信任和暴力抱持著不信任與恐懼和苦惱，表面上卻在少許少許地獲得了以真正的臉迎接人——不，這樣說是不對的，我仍舊無法不帶著道化失敗的痛苦笑容打招呼——總之，某種設法用慌亂的方式打招呼的「能力」，大概是拜奔走運動工作、或女性、或酒、或主要是金錢困境所賜。
不管在哪裡都感到恐懼，我想著，也許能混入一家有許多醉客、女服務生和男服務生的大咖啡館，迷失其中，一直被追趕的心就能平靜下來，便帶著十塊錢獨自走進了銀座那家大咖啡館，笑著說：
「我只有十塊錢，請你考慮到這一點。」
「沒問題。」
她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關西口音。就是那句話，奇妙地平息了我顫抖的心。不——不是因為金錢的擔憂消除了，而是因為我感覺在這個人旁邊沒有擔憂。
我喝了酒。因為感覺在這個人身旁自在，不想表演道化，便毫不費力地流露出我天生沉默寡言、陰鬱的一面，沉默地喝著酒。
「你喜歡這種東西嗎？」
女人在我面前排列了各種菜餚。我搖了搖頭。
「只喝酒？我也喝。」
那是一個秋天的寒夜。我遵照津子（我記得好像是叫這個名字，但記憶已模糊，我是那種連和自己一起殉情的女性的名字都忘了的人）的指引，在銀座背街的一家壽司店裡等她（雖然已忘了她的名字，奇妙的是我只清楚地記得那壽司的難吃。我清楚地記得那個頭圓如錦蛇、一邊搖頭晃腦一邊炫耀般地捏著壽司的男人的臉，此後在電車上好多次心想「在哪裡見過這張臉」，然後想起「啊，像那時的壽司師傅」，便苦笑起來。即使到現在她的名字甚至臉都已從記憶中淡去，我卻依然記得那個壽司師傅的臉，栩栩如生，能夠畫出來——可見那壽司一定真的很糟糕，讓我感到又冷又苦。我自己，即使被帶去好的壽司店吃被稱為上等的壽司，從來沒有覺得好吃過——它們總是太大了。我每次都想：如果能做成拇指大小就好了。我）。
她在本所一個木工家的二樓租了房間。在那個樓上的房間裡，我毫無掩飾地流露出一貫的陰鬱，用手抵著臉頰彷彿被嚴重的牙痛折磨，喝著茶。我那種姿態似乎對她產生了吸引力。她也是一個感覺四周吹著冬天寒風、只有落葉打轉、完全孤立的女性。
並排躺著，她告訴我，她比我大兩歲，來自廣島，有丈夫——是廣島的理髮師，去年春天，他們一起私奔到東京，但丈夫在東京找不到正當工作，被以詐欺罪逮捕，關在監獄裡。她每天去監獄送物品，但從明天起就不去了——她這樣說著，但我是那種對女性的人生故事完全不感興趣的類型，不論是因為女性的說法不好，還是因為她們不清楚哪裡應該是重點——對我而言，總是這耳朵進那耳朵出。
寂寞。
我一直期待，與其聽女人說上千句人生故事，不如那一個字的低喃更能觸動我的同情——但在這個世界上，我從未聽任何一個女人說過那個字，這讓我覺得既奇怪又不可思議。然而這個女人，雖然並未說出「寂寞」這個字，卻在她身體外側大約一寸寬的空氣層裡，無聲地帶著可怕的孤獨，當我靠近她時，那層空氣便包裹住我的身體，與我自身那帶著某種刺感的陰鬱空氣層，愉快地混合在一起，我如同「落葉沉至河底之石」，得以遠離恐懼與不安。
那完全不同於在那些愚癡娼妓的懷抱中（而且首先，那些娼妓是開朗的）酣然入睡的感覺，與那個詐欺犯的妻子共度的那一夜，對我而言是一個快樂的（我打算在這整篇手記中，只在此一次毫不猶豫地肯定地使用這個大詞）、獲得解放的夜晚。
然而只有那一夜。早晨醒來我便一躍而起，我已回復成從前那個輕浮的道化師的我了。弱者甚至害怕幸福。棉花也能造成傷害。幸福也能傷人。急於在被幸福傷害之前離開，我急急忙忙地部署起一貫的道化煙幕彈：
「『沒錢了，愛也就沒了』——那句話，你知道嗎，詮釋是反的。並不是說男人沒了錢就失去女人。是說男人沒了錢，男人自然地就垂頭喪氣，聲音裡的笑聲失去力道，不知何故變得憤憤不平，最終走投無路，是男人主動和女人分手——不顧一切地分手再分手——說的是這個意思，根據金澤的大辭典。真可憐。這種心情我自己也懂。」
我好像說了這樣的蠢話，讓津子噗哧地笑出聲來。不必過度打擾，我有些著急地想，沒有洗臉便倉皇離去——然而那句關於「沒錢了愛也就沒了」的隨口一說，後來出乎意料地帶來了複雜的局面。
此後一個月，我沒有再見到那個夜晚的恩人。一旦分別過了幾天，喜悅就淡去，短暫的親切開始顯得恐怖地束縛人，我開始感到一種任意強加的可怕拘束——就連那天晚上讓津子付了整個咖啡館帳單這件小事，也開始壓在我心上，津子也開始像公寓老闆的女兒和女子高師的「同志」一樣，變成了只會威脅我的女性——雖然遠在天邊，我仍不斷地害怕津子，而且我原本就有一種厭惡再次見到睡過的女性的天性，感覺對方隨時可能突然發怒——再次見到她似乎非常麻煩，所以我便逃避了銀座——但那種對再次相遇的畏懼，絕非我的狡猾之計；不過是因為我還沒理解，女性似乎是活在將一起入睡的瞬間和早晨起身後的瞬間之間，完全切割開來，彷彿全然忘記——不留一絲關聯——這個奇妙的現象而已。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一個路邊攤喝廉價的日本酒，這個壞朋友，兩人離開路邊攤之後，明明誰都沒有錢，卻一直說還要去哪裡喝——「去喝，來嘛，去喝啦」地不停慫恿。這時我借著醉意，大膽地說：
「好，那我帶你去夢幻的樂土。做好心理準備——那是個美酒與美女的天堂……」
「咖啡館嗎？」
「對。」
「走！」
於是我們兩個上了電車，堀木興奮地說：
「我今晚對女人飢渴得很。我可以親吻女服務生嗎？」
我不太喜歡堀木那樣喝醉了胡說八道。堀木知道這一點，所以才那樣刺激我。
「可以嗎？我要親坐在我旁邊的女服務生。可以嗎？」
「可以吧，大概。」
「太好了！我對女人飢渴得很。」
我們在銀座四丁目下車，帶著幾乎身無分文，靠著津子，走進了那所謂的美酒與美女的天堂——那家大咖啡館——坐進空著的包廂相對而坐，津子和另一個女服務生跑了過來，另一個女服務生坐在我旁邊，津子卻坐在了堀木旁邊——我嚇了一跳。津子要被親了。
那不是嫉妒的感覺。我從根本上就是個佔有欲薄弱的人，即使偶爾有那麼一絲淡薄的佔有心，也從來沒有強到能夠理直氣壯地主張、與人爭奪的程度。此後的人生中，我甚至曾默默地看著自己的同居女友被人侵犯。
我不想介入人類的爭鬥。我害怕被捲進那個旋渦。我和津子只共度了一夜。津子不是我的人。我沒有嫉妒的權利。然而我嚇了一跳。
那是因為我為即將在眼前被堀木粗暴地親吻的津子感到惋惜。被堀木污染的津子就必須和我告別，然而我也沒有足夠積極的溫情來留住津子——啊，就這樣結束了，那一瞬間我為津子的不幸這樣想——隨即，如水般，我平滑地妥協了，一邊望著堀木和津子的臉，一邊嗤之以鼻地笑著。
然而事態卻朝著真正意想不到的、遠更糟糕的方向發展了。
「算了！」堀木扭動著嘴說。
「就算是我，也……這麼寒酸、這麼窮的女人……」
他雙手抱胸，一副完全厭倦的表情，凝視著津子嗤之以鼻地笑著。
「酒。我們沒有錢，」我平靜地告訴津子。我想痛快地喝到爛醉。在所謂俗人眼中，津子是個連堀木的吻都不值得的女人——不過是寒酸，寒酸而貧窮。真是一記驚天大錘——被閃電打倒了。我喝了個夠，踉蹌地醉著，望著津子，悲哀地笑著——心想：說起來，她是個奇妙的疲憊的、寒酸的女人——同時胸腔裡升起了兩個身無分文之人的惺惺相惜（貧富之間的不和諧，雖然看起來老套，我現在認為仍是戲劇中永恆的主題之一），感受到那種同情，我覺得津子可親，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意識到，雖然是多麼微弱，自己的心在主動地向愛移動。我嘔吐了。我失去了知覺。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喝到如此不省人事地醉倒。
回過神來，津子坐在我的枕邊。我在本所那個木工家的二樓。
「你說『沒錢了，愛也就沒了』，我以為你在說笑——然後你就再也沒有來。錢真的以奇妙的方式消失了。我不能替你賺錢嗎？」
「不行。」
然後女人也躺了下來，快到黎明時，「死」這個詞第一次從女人口中說出，女人似乎也對所謂的人類行為感到精疲力竭，我也是——對世界的恐懼、其複雜性、金錢、運動、女性、學業——想到這些，似乎再也無法繼續忍受下去地活著，我便漫不經心地贊同了她的提議。
然而，在那個時間點，我還沒有決心把「死」當作真正的現實。某處仍有「玩耍」在潛伏著。
那個早晨，我們兩人在淺草六區遊蕩。走進一家咖啡館，喝了牛奶。
「你去付錢。」
我站起身，從袖中取出錢包，打開一看，裡面只有三個銅板——不是羞恥，而是被一種更具有毀滅性的感覺攫住，瞬間腦海中浮現出仙遊館的房間——只剩一套制服和被褥，再也沒有什麼能拿去典當，一個淒涼的房間——以及我身上穿著的棉藍色染花紋和服、外套——這就是我的現實，我再也無法活下去了——這一點我清清楚楚地理解了。
我就那樣站著不知所措，女人也站了起來，往我的錢包裡看：
「哎，就這麼多嗎？」
她的聲音是那樣的純真，然而那句話如此深刻地刺穿我，讓骨頭都隱隱作痛。只因為她是我唯一一次愛上的女人，她的話才讓我如此痛苦。「就這麼多」和「這麼多」——三個銅板根本不是錢。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奇怪屈辱感。難以承受的屈辱。或許那時我仍未完全脫去富家子弟的身分意識。在那一刻，我以自己的意志，作為真正的現實，下定決心去死。
那天夜晚，我們一起跳進了鐮倉的大海。女人解開帶子說「這條腰帶是向店裡的朋友借的」，把它折疊整齊放在岩石上。我脫下外套，放在同一個地方，和她一起投身入海。
女人死了。只有我一個人活下來了。
因為我是高校生，或許也因為父親的名字有一些新聞價值，這件事在報紙上刊登為相當大的新聞。我住進了海邊的一家醫院，故鄉的一位親戚急忙趕來處理了各種事宜，告訴我父親和整個家族勃然大怒，或許會走到完全與家族斷絕關係的地步——說完便回去了。然而，比起這一切，我一直為死去的津子哭泣不止。因為在她之前的那些女人當中，她真的是唯一一個讓我愛上的人。
公寓老闆的女兒寄來一封長信，裡面填滿了五十首短歌。那五十首全都以奇怪的一句話開頭：「請您活下去。」而活潑的護士們來到我的病房玩，其中一個護士在離去之前，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
醫生發現我的左肺有問題，這非常有利，待時機成熟，我被從醫院帶到了警察的輔助幫助傷亡事件的嫌疑問案處，警察把我當作病人，安置在一個特別的保護室裡。
深夜，在保護室旁邊的值班室裡值夜班的老警察，悄悄地打開連接著的門，叫住我：
「喂！你一定很冷吧。到這邊來暖暖身子。」
我裝作一副彎腰駝背的樣子走了進去，坐在圍爐邊的椅子上，暖著身子。
「那個死去的女人，你一定還在思念著她吧。」
「是的。」
我故意以一種微弱、逐漸消逝的聲音回答。
「那是人之常情。」
他漸漸地擺出一副更加威嚴的樣子。
「你和那個女人最初，是在哪裡……」
他用嚴肅鄭重、幾乎像審判長一樣的樣子問著。他認為我是個孩子，打算打發漫長的秋夜，裝作首席調查官，從我這裡問出帶著猥褻成分的告白。我立刻看穿了這一點，拚命壓抑住想要哈哈大笑的衝動。我很清楚自己可以拒絕他任何「非正式的訊問」，但為了給這個漫長的秋夜增添趣味，我擺出一副完全認真的面孔——那種完全相信這位警察就是真正的首席調查官、刑罰的輕重完全仰仗這位警察的判斷的表情——給了他適當滿足其淫猥好奇心的「陳述」。
「好，我大致理解情況了。你若照實說，我們那邊也會考慮的。」
「非常感謝。請多關照。」
那幾乎是神來之筆的演技。同時也是沒有為自己換來任何好處的激情演出。
黎明時，我被叫去見警察署長。這次是正式的訊問。打開門走進署長室，立刻：
「哎，真是個俊俏的年輕人。這不是你的錯。這是你母親生下你這樣一個俊俏的孩子的錯。」
他是個看起來上過大學、膚色黝黑、相當年輕的署長。被如此突然地搭話，我感覺臉的半邊彷彿長了一塊紅色胎記——醜陋、殘疾、悲慘。
這位看起來像柔道或劍道高手的署長的訊問，是真正簡單、不可同日而語的地方，與那位老警察深夜裡祕密而固執纏人的色情「訊問」完全不同。問話結束後，署長在起草要送交檢察廳的文件時說：
「你要好好注意身體。你一直在咳嗽，那是帶血的痰嗎？」
那天早上我有種奇怪的咳嗽，每次咳嗽我都用手帕捂住嘴，手帕上出現了如同散落的霰粒般的紅色斑點——但那血並非來自喉嚨，而是我一直在摳的耳朵下方長的一個小癤子流出的血。然而，我隱約覺得說清楚或許有些不方便，便只是低著眼睛，以一副有美德的表情回答：
「是的。」
署長寫完後說：
「是否起訴——那要由檢察官決定，但今天向橫濱檢察廳，用電報或電話，叫一個能夠為你負責的人來比較好。監護人或保證人之類，你總有一個吧。」
我想起了澀田，一個比我大四十歲左右的單身男性，和我們家是同鄉，以前常到父親的東京別墅，扮演著某種阿諛逢迎的角色——他是我的學校的保證人。他的眼睛尤其讓人聯想到比目魚，所以父親一直叫他比目魚（Hirame），我也習慣了這樣叫。
我借用了警察的電話本，找到了比目魚的家庭電話號碼，打電話給比目魚，請他去橫濱檢察廳，比目魚雖然以可笑的傲慢口吻，但還是答應了。
「喂，你最好立刻把那部電話消毒。他一直在吐血嘛。」
我回到保護室之後，可以聽到署長對警察們大聲下令的聲音。那聲音甚至傳到了我在保護室裡的耳中。
過了中午，腰上綁了一條細麻繩——我獲准把它藏在外套裡——一個年輕的警察緊握著繩子的另一端，我們兩人乘電車前往橫濱。
然而我絲毫沒有感到不安，警察的保護室和老警察都令我留戀。啊，我為什麼會是這樣——以犯人的身分被綁縛著，我反而感到鬆了一口氣，平靜安詳，即使現在寫著這些回憶，也真正地感到輕鬆自在。然而，在那段留戀的時光中，有一件冷汗直流、難以忘懷的痛苦往事。在檢察廳昏暗的房間裡，我接受了一位檢察官的簡短訊問。那位檢察官是個看起來大約四十歲的沉穩男性（即使我很美，我的美也無疑是一種有罪的美麗——但那位檢察官的臉，我稱之為正義的美，帶著一種睿智安詳的氣度），看起來不是個吹毛求疵的人，所以我相當漫不經心地毫無防備地作著陳述——那時，我一貫的咳嗽突然來了，我從袖中取出手帕，瞥見上面的血，想到這個咳嗽或許也能派上什麼用場，卑鄙地讓計算的念頭浮現腦海，又多加了兩三下誇大的假咳，用手帕捂著嘴偷偷地窺視著檢察官的臉——就在那一瞬間：
「那是真的嗎？」
一個平靜的微笑。冷汗——不，即使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想要原地打轉。那種感覺，甚至超越了中學時傻瓜竹一從背後戳著我說「故意的嘛，故意的嘛」讓我感覺墜入地獄的那次——我覺得這絕非誇大。那兩次——那是我人生演技的兩大失敗的記錄。有時我甚至覺得，比起遭受那個檢察官平靜的輕蔑，被判十年刑罰反而更好。
我被不起訴處分了。然而我完全感不到絲毫的喜悅，以一副徹底悲慘的樣子，坐在檢察廳候客室的長椅上，等待著我的保證人比目魚的到來。
透過身後的高窗，看得見夕陽的天空，一隻海鷗以「女」字的形狀飛翔著。